走进国内公益圈的艰难适应与转身（2013.5-2017.12）
“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做那样的自己吧。”
这篇开始就进入我的下一个七年一辈子了。包括三部分，讲述了我回到北京开始接触和走近国内公益圈之后，感受到的不适与冲击，如何寻找破局之策，在破局行进中的遭遇，以及更加明确自己的定位，完成从国际发展工作者到国内公益从业者的身份转换的过程。
第一部分：国内公益圈带给我的冲击
第二部分：在新的机构S探寻公益之本
第三部分：遭遇滑铁卢，从未想过筹款如此之难
相信｜相伴｜相知｜
关注发展共学｜支持行动者发声
一、国内公益圈带给我的冲击
离开机构，我决定安心学业，也对过往的经历做些梳理，毕竟人生没有多少个为之奋斗的7年，该为这段经历留下些什么，然后向过去说声再见，更好地面向未来。那就做基于行动的研究吧，让实践经验更好的跟理论结合，推动行动成果的影响力——这是我当时申请福特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设立的国内奖学金项目、去师大读研的理由之一。
而另一个加速我申请并采取行动的原因，则是我正在遭遇的职业困境：新项目点工作推进得举步维艰，让我感到很无力，并开始怀疑工作的意义——我们一个村一个村这样做下去的埋头行动，究竟能带来多大的改变？真的能影响政策，影响政策制定吗？是不是该跳出来看看，重新寻找工作的价值，寻回工作的激情？
读书深造，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于是我提交了入学申请。参加面试、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2012年9月入学，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读研。同时，我也向机构提出调回北京工作的申请，因为机构有支持员工深造的政策福利，而且我那时是部门负责人，在工作空间上有一定弹性，机构同意了我的申请，这让我得以兼顾学业和工作。
回到北京后，参加各种公益会议和活动的机会突然多了起来，在学校跟不同机构的同学也经常交流，而且从机构辞职离开后，我还分别参与了两家新创基金会的工作，我开始了解和走近国内的公益圈。然而，随着了解越加深入，我便越发地感到不适——怎么国内公益机构做的事跟我过去做的发展工作那么不一样呢？
大多数机构在做项目设计时，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入分析、对真实需求的识别和对服务人群参与的鼓励，更多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我觉得你的问题是这个，这样做可以帮助你发展，或能申请到什么资源就做什么……
结果做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养老助学、发发书包，在城市社区支持居民养养花花草草、跳跳广场舞，举办些健康讲座，节假日集体包个饺子之类；或者动则千万资金用1-3年打造个示范村，发展乡村旅游、支持产业发展，但社区内生动力培育不足，市场端没打开，生产出来，卖不掉，资源断了也就没有后续了。对监测评估和长期陪伴（可持续发展）机制方面的考虑，也有所欠缺，到底做得好不好，可以如何改进？还来不及想就又得进入到新一轮的项目申请与实施中。往往看不到活动间的连接——究竟要共同达到什么目标，如何互相助力？
还有频频爆出的公益“怪象”，如红十字会、儿慈会的财务门；企业家给穷人发钱发物资，实则只想要张合影，借公益出名；地震救灾时，某企业乌泱泱一车人到灾区某小学搞救灾送物资活动，一定要孩子们顶着大热天中午12点的太阳把发放仪式做完；救灾物质不考虑服务人群的真实需求，结果方便面、矿泉水、旧衣物堆积成山；甚至有公益机构以女童助学的名义，做拉皮条的生意，多年后才被举报等等，简直是给公益抹黑。
这不禁让人担忧，公益的伦理、基本底线和专业性哪里去了？该如何监督和问责善款的使用？怎么避免以行公益之名造成对服务人群伤害的情况发生？我也不禁去追问，做公益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公益机构的行为背离公益的使命、愿景、基本伦理价值观，还有以公益机构的身份继续存在的必要吗？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于讨论公益要不要市场化、怎么向商业学习，如何扩大机构筹资和宣传效果，却不能多一些精力放在对问题成因的分析和对公益本质的深究上？
难道是我有问题？是我长久待在一个机构，形成了公益就应该那么做——要有服务人群的参与，是为推动平等、公正和权力关系改变的思维定势，才感到如此不适吗？但是，过去发展工作强调的赋权赋能，为边缘少数人群的利益代言，要激发服务对象的自我发展意愿和能力的这些理念和价值观，不应是现在公益的基础吗？它们哪里去了？公益这样做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扰中，我想离开，远远地观望一阵，让自己静一静。但又难以割舍，相比做一个旁观者、抱怨者，我更想做一个参与和推动行业发展的积极建设者。或许可以做基于行动的研究，把过往工作中所提倡的理念方法和行动经验呈现出来，或则可以做独立的第三方评估，通过监督问责来提升公益的有效性。
恰好毕业前夕，看到关注的机构（以下以S代称）正在招募“有效公益评估师”的职位，受它“知识生产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和正在做的推动公益更有效的事所吸引，我激动地递交了求职信，2014年5月顺利入职。
二、在新机构S探寻公益之本
S，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的公益研究咨询机构，分为有效公益和农业与可持续发展两个中心。工作第一年，我在有效公益中心，参与推动国内资助型基金会有效资助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影响策略来提升公益成效，这背后的逻辑是承认资助方对其资助伙伴影响的正当性，如果资助方的资助更专业，必然会影响到资助伙伴的行动策略使其行动更有成效。这就好比商业市场的甲方（资源方）和乙方（公益机构）的关系，影响甲方，甲方会自然影响到乙方来实现结果改变，但如果只影响乙方，乙方终究会受限于甲方意见而不能更好的行动。
参与其中，让我有了一个更合适的机会，全面接触并了解到位于公益生态链条上游这些决定资源走向的基金会们的真实情况——它们发展才刚起步，首家资助型基金会成立至今不过十年，大部分基金会还缺乏明确地对使命、愿景的定位和资助战略制定的依据——即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何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内部决策和治理机制也比较模糊，易受来自资本、政治、主流话语、和发起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金主”的意见可能会与专业相距甚远，资源注入不仅无效，可能越帮越忙，甚至帮倒忙。
因为僧多粥少，公益机构被资本和权力裹挟着行动，为了生存下来，大多采取左右迎合策略渐失独立性——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只要给钱。原本为更边缘人群服务的机构，可能因难以申请到领域内资金而其它领域资源更多而转向；或因为资方要求短期见效的项目成果，而不得不降低项目质量标准和时长；或申请政府购买项目，原本初衷是想影响政府资源的流向更有效，却沦为弥补街道服务缺失的廉价劳动力等等。
如果能改善资助现状，推动资源使用更有效，无疑对公益机构对公益行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么野心勃勃、立意深远的事，着实鼓舞人心。然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始终难以从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和方向，尽管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却感受不到自身行动触发的改变，感受不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自己过往所积累的经验和专业能力，并不能有效的迁移和施展，作用于影响他们的资助策略和效果，甚至连与之平等对话的能力也没有。
究其原因，一是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助实践经验，二是我并无什么头衔、咖位或公认的能够被“资助方”所信服的能力，行业大佬、有影响力的人这么多，人家凭什么听你说？我深知自己在专业议题、专业能力和影响力的积累和塑造上，还需要更多的积淀。而能够让我保持持续激情和动力的，始终是如何更好的发挥自己，要能感受到自己投入的成效，真正作用于公益（NGO这一层）的行动更有效。但目前这个自上而下的影响策略链条，于我来说太长太难。而且我隐约觉得，资助之所以不专业，并非是技巧方法层面的，而在于这背后所秉承着的怎样的资助理念和价值选择。
从境外基金会比如福特、洛克菲勒这些百年基金会以及国内一些较为专业的资助型基金会经验来看，资助理念无疑是最重要的，且与公益所追求的价值、愿景是相通的，如实现平等、公正的社会，遵循参与式、以人为本，是在做人的工作等等。
也如我们做社区工作的理念——不是金主带着资源下去帮助当地，而是从尊重当地伙伴的自主性，激发其能动性出发，学习他们的经验智慧，他们是问题解决和推动改变的主体，我们只是协作和催化了改变的过程。做好资助，其实也是在发挥协作者、催化剂的作用，需要保持谦逊，持续学习，从深层次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
厘清为何（why）比行动本身更重要。
无论推动公益有效还是资助有效的经验，过往的实践积累已有很多，至少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末国际发展机构进入中国，以福特基金会在云南支持的YUM项目（国内第一家云南省贫困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实践为标志。而受过往所在机构的工作理念和方法的影响，我也更认同过往发展工作维度下的公益目标应是推动公益有效的基础和保障，即尊重服务对象，相信他们有潜能摆脱困境成为发展的主体；始终指向公共领域，为促成公共领域的改变而行动；强调权利与义务，参与和问责的统一；是一个公民、一个团体、国家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公共参与权利和应担当之责的共同体现。
如果公益行动或资助行为能以此为基础，便可能不会出现对服务／资助对象或公开或私下的抱怨：“我来给你帮助，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还对我们的服务质量指指点点？” 或因为在村里服务了一年／给资助对象提供了资助，就可以说出：“我可以代表你们，代替你们决策。” ——这类居高临下的话等等。
“我想，或许协助公益机构和个人更好地提升公益行动成效，呈现公益本质和行动的价值，联合起来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资助方改善其资助理念和做法，于我而言更为现实，更能发挥自己的能量。让资助方看到和重视过往公益实践的经验，能够尊重和向公益机构学习。双方只是共同助力社会改变的发生链条上的不同角色，并没有权力高下之分。”
当然，对于自上而下推动基金会更有效地资助的价值和意义，我仍非常认同。推动系统性改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路径都需要，才能产生闭环效应，影响作为资助方之一的政府也是这个逻辑。只是做出当下的选择和判断，是对自己当下的局限、优势如何得以发挥和最大兴趣所在的综合考量，我需要更多积累，来树立自身的专业性，才可能与各方平等对话，影响行动和资源走向。而这样的积累，我认为要建基于对公益本质的厘清和对过往的经验的挖掘、发展和呈现上。我迫不及待想要去寻找答案，并转到了机构的农业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回到熟悉的领域，开始筹备探寻公益本质的事。
因此，2016年2月，我和同事发起了 取经：一路向西 众筹活动，前往中国本土NGO的发源地云南，拜访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公益、发展工作的前辈，并在随后近一年时间里，在数百位众筹支持人的经费支持下（仅支持项目设计的固定支出，人工投入由机构自行承担），完成了15位＋的前辈访谈，并编辑成书；录制了2期聚焦公益与发展话题的辩论节目，并组织了数场线上线下聚焦公益与发展话题的分享交流活动；还搭建了发展工作者线上共学交流平台等。希望通过这些行动，让散落在各地的伙伴彼此看见，让过往和现有的经验知识在代际和同辈之间产生流动的可能，以此重现过往公益、发展工作的经验和价值，聚合自下而上的影响力。
云南取经拜访的到的各位前辈
这个过程，让我看到一点点行动推进带来的成果，更加肯定过往知识经验对于当下公益行动和从业者的价值，并相信这些行动中的知识经验可以给予困境中的人以自察和自我改变的力量，继而改变周遭的环境，改变社会。而与前辈同行们的每一次对话，都是在给我答疑解惑，每次拿出访谈文稿翻一翻，都会有新的收获。
比如在谈及公益机构的独立性，是妥协还是坚持，是使命优先还是生存优先时。蔡葵（生于1960年代，博士后，云南大学教授，云大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老师说：”资助方很多样，你在做的过程就是在选择。如果你足够强大，希望资助方完全支持你的理念，那你去挑资方，如果你还比较弱小，能拿到钱就不错了，那你可以在跟资方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去找可以实现资方需求的点，一定有一些服务人群需要满足物质层面的可以及时回应的需求，而跟着资源做的过程里面你也在成长，变得强大，在不断积累资金和人的能力，到了一定程度，你就可以说有一些工作是你不做的。
不要指望你跳进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准备好的，可以按你理想的来做。即使回到我们当年那个时候也一样，虽然国外基金会对我们很支持，但那时面临的政府阻力更大，我们也是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慢慢让其接受和改变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公益机构，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使命去逐渐改变现在的资方呢？是不是应该时刻追问自己，这样、那样选择，做这样、那样的坚持，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没有偏离机构的使命，偏离你的服务人群？虽然现在与我们打交道的利益相关方更多了、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谁都没办法阻止，但在理念层面，依然一样，是赋权，是强调大家一起平等地工作。”
是的，无论外界怎么变，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是否知道我们不变的定力在哪里？这样做是为何？许建初（生于1960年代，世界农业林业中心高级科学家，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资深发展专家）老师说的：“NGO，是信念，是价值，更是行动！” 也如此有力量。
还有郭净（生于1950年代，民族史博士，纪录片导演，影视人类学家，第一个提倡把摄像机交还给村民）老师，我约他在云南露天阳台见面，听他娓娓道来的精彩人生，我们一起探讨乡村发展，他说：“了解社区，从来不存在什么快速调查，而必须深入当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你看到当地居民的自主性和自觉性时，才会感到所谓的乡村建设时有希望的，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和自我激动。多年下来NGO做来做去，那么多村子的项目无疾而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和机构做事的初衷有密切联系，谋职是一种目的，创业又是另一种，但更多的是主观的想要改造农村，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
那我们是哪种呢？我们在服务人群时有多少是客观调查的结果，多少有主观改造的成分？老师们说话的语气温和而坚定，句句直击内心，让我感到心安，收获前行力量。更多访稿内容可点击：13位前辈访谈录新鲜面世：探寻发展工作的本质与力量
然而，无论过往还是现在，都还有太多值得被挖掘的行动经验，未能呈现。我希望更多的行动经验被看见。因为我相信在公益路上前行的每一个行动者，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其经历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我相信不同时代下汇集起来的行动经验，才是公益行业最重要的知识，是公益价值的真实呈现。
郭净老师说，“公益人应该是行动者也是研究者，这样才能更清晰更长远的看待问题和行动。” 做一个行动研究者吧，为推动公益行动更有效，亦为自己发声，为行业积累知识。道阻且长，但我已上路。
三、遭遇滑铁卢，从未想过筹款会如此之难
2017年底，我离开了S，离开的各种原因，很复杂。正如我在上一篇所说，任何一家机构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它的生存状况，是所处的环境和机构内部应对策略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此时的S，则面临着的很大的筹资困境。
一是，国内公益资源投入总量不足，据《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统计，2016年，全年捐赠总额为1392.94亿元，占全国GDP的0.19%，虽然金额和增幅均创下历史纪录。但横向对比美国数据还是显得微不足道——2016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合25706.6亿人民币，占GDP的2.1%。
二是，公益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不够合理。大部分资源，还是多投入在慈善救助类，济困助学这类容易激发人们悲悯之心，希望一支持就能看到产出，且本应倡导政府来提供基本公共福利回应人们基本需求的事上。而那些真正立足于推动公平公正、影响政策和权力结构改变的事；支持行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研究、评估、人员发展的事；或服务于贫困女性、老人、性少数等这些边缘人群的事则较少获得资源青睐。定向支持农村发展领域（赋能型项目而非扶贫济困）和研究及推动行业发展的基金会更是屈指可数。即使有支持研究的专项资金或基金会，也更多投给了高校学者或学术机构，大家普遍认为公益机构和公益从业者的研究能力不足，难以产出科学、规范和有影响力的成果。
三是，2016年以后，随着《非政府组织境外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未获得社会组织注册身份的机构，几乎难以再接收境外和国内的资助资源。
面对这样的行业现状，那以公司身份注册，聚焦农村发展领域，做行动研究，并希望通过行动研究的成果，打破行业对行动者难以做好研究、产生有用知识的偏见，且没有任何资源、大款可傍的奇葩机构而言，我们的生路在哪？
或许在我们对要做什么事情的坚定信念中。我们以为不管外界环境多难，只要坚持理想，把事情做扎做实，就能“杀”出一条生路来。我们对机构未来、对所做的事和资源筹措信心满满，行动上也有持续的成果产出。直到2017年的中旬，随着筹资屡战屡败，没有持续的资金注入让我们难以为继。
机构为了活下来，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缩减业务范围，启动资助人月捐计划，学习商业手法开发小型收费产品，退掉租用的办公室转为在家办公以节约成本，并抓住一切“接活”——在机构业务范围内可能有的增收机会，还要各种辗转寻找注册成社会组织的空间等等。我的精力也在考虑机构发展、筹款、以及聚焦项目推进之间撕扯着，难以聚焦。
对比过往的经历，无论作为办公室管理人员还是项目人员，都不需要考虑筹款的事，资金由独立的筹款部门负责，来源相对稳定且充沛，我们则只需聚焦怎么把机构战略目标落实，保证项目质量，毕竟提升项目质量才是筹款可持续的保障。却未曾想过在国内公益环境里筹款会这么困难，想单纯的做点事会这么困难。
我们几乎没错过任何一次可见的筹款机会，每一次都认真准备却终未得到资源青睐（众筹的活动经费除外），到后来连机构都没有信心继续做下去，也实在无力再负担人员做下去的成本。此时，如果我坚持往前，对机构生存、对业务发展、对我自己而言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考虑再三，我提出了离职申请，保留机构理事身份，打算出来单干，为自己埋单。
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们的选择。相聚或离别，都只是纯粹为了各自更好地发展，让彼此潜能得到最大的激发。尽管有很多不舍，也心有不甘，但我们相信结果不是终结，它会成为我们前行的宝贵经验。而筹款不善的原因，从内部看，或许是我们太年轻，工作专业性还待加强，管理经验不足，内部沟通协作配合不够紧密；或许是我们过于理想，抱着就像不怕巷子深的想象，对筹款宣传不够重视，不会营销包装自己；或许是我们没有正视当下公益环境的严峻，没有正视资本对于短平快项目的期待，和政府看似放开空间实则严格管控的威权策略影响（注：我的朋友17前阵子翻阅了《Politics of Compassion》一书，作者Xu Bin讲述了当年汶川地震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参与盛景，分析了当时政府是如何给出一个政治性的空间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救援活动中，但同时又限制非单纯人道救援的、专注系统性解决社会问题的集体行动；作者认为威权体制是限制公益圈发展的一个巨大因素），是我们希望推动功能错位的政府、市场、社会能够各司其职的事，太生不逢时，才如此艰难吧。
我们是如此天真，但我仍愿意保持这份天真前行。因为我看到了公益经验知识沉淀对于行动者自身、对于推动行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也深信，我们今天所做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呈现它的价值，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正如访谈时李波老师（前自然之友总干事，现定居加拿大）说的一段话：任何国家／行业／机构必须要有一群人是要胆量、有勇气和智慧把不同的声音说出来并坚持这种东西。如果这种趋势和空间越来越弱小，这样的社会一定离包容、多元、和谐的方向践行渐远。
我想公益行业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来推动公益向更加专业、多元和有效的方向发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像S这样的机构可以更多、更好地存在。也希望行业的资源可以分配得更合理，更包容，可以更多地投入行业建设、知识生产，支持公益人成长，让大家可以身心安心去追逐自己的公益理想。
一个健康的行业应能让身处其中的人感觉到幸福，潜能被最大程度的激发。而从业者自身也有义务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生长的平台，推动行业改善，彼此助益，互相成全。
与S团队一起组织活动的现场
很庆幸与S相伴共度的三年半时光。这段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公益机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没有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没有大腿抱，每天为机构的生存、筹款殚精竭虑，哪怕曾多次断粮，却依然坚守初心，为理想而行动；让我在不断打破舒适区之中成长，完成了从国际机构到国内公益从业者的适应和身份转换，丰富了我公益职业生涯的完整性；也让我在持续探索公益与发展的本质的道路上，更加清楚地知道行业现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做一个行动研究者，协同公益行动者和公益机构，产出基于自身行动的经验知识，以呈现公益行动的价值。助力公益发展。
有朋友问我，说你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一直坚守的原因是什么呢？
看到“坚守”这个词时，多少有点悲壮、在恶劣环境中苦苦挣扎的感觉。我问自己，我是在坚守吗？答案是没有，我只是追随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或许用“坚持”或“坚定”更贴切。
因为我认为从事公益、发展工作的动力，不应该沦为仅依靠坚守、信念和自己一味的付出来支撑，需要持续而健康的动力，它应来自于发自内心的喜欢和认同，可能是做成了某件事，学到了某些新技能，开拓了一些新思路，结识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可能是看到我们积极行动而产生的或大或小的变化，可能是自己或他人有了成长而获得的快乐，或其它。
在承认和接纳自己的局限下选择进退，有时候，以退为进也是一种好策略，不要委屈自己。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或者职业需要坚守（是仅靠坚守可以发展得好的），需要坚守的，应该脱离行业之外，是我们内心的信念、不可逾越的底线，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或者换个思路想，如果有一天，我们所处的环境足够包容，价值选择更多元，钱本位、官本位不再是成功的主要标志，那么，我们想做什么？还会做现在在做的事情吗？